第652章 张扬的许大茂 (2/4)

王家的生活水平随着王建国职务提升和时代整体改善而稳步提高，添置了进口彩电、双门冰箱，屋里铺上了地毯，饭桌上荤腥常见，已然是院里乃至胡同里令人羡慕的“小康之家”。

王建国对此感到欣慰，这是他多年谨慎经营、专注核心目标应得的回报。

他将家庭视为事业奋斗的坚实后盾和最终归宿，投入了相当的感情与资源予以维护。

与王建国家稳步上升、从容应对时代变化的态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四合院里其他人家在改革开放大潮冲击下的剧烈分化、挣扎与沉浮。

这座古老的院落，如同一面多棱镜，折射出转型初期中国城市普通百姓面对机遇、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千姿百态。

变化最大、也最引人议论的，是秦淮茹一家。

这个长期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家庭，在商品经济意识苏醒的初期，被求生本能和改善生活的微弱希望驱使，进行了一次悲壮而又充满辛酸的尝试。

事情的起因是小当。

这个在贫困、歧视和母亲泪水浸泡中长大的姑娘，初中毕业后没考上高中，也不愿像母亲那样去街道糊纸盒。

她偷偷跟着胡同里几个同样没考上学的女孩，去当时刚刚兴起、鱼龙混杂的“秀水街”、“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练摊”，从给老板看摊、跑腿开始，渐渐摸到了一点门道。

她发现，从南方进来的那些色彩鲜艳、款式新颖的“牛仔裤”、“蝙蝠衫”、“连衣裙”，哪怕价格比国营商店贵不少，依然被年轻人，尤其是像她这样爱美却囊中羞涩的姑娘们疯狂追捧。

巨大的价差和旺盛的需求，刺激着她那颗年轻而渴望改变命运的心。

她将观察到的信息和内心蠢蠢欲动的念头，小心翼翼地告诉了母亲秦淮茹。

彼时的秦淮茹，正为棒梗那点微薄的清洁工工资根本不够他自己开销、小当槐花日渐增长的花销以及自家那摇摇欲坠的经济状况愁得夜不能寐。

听到女儿的描述，尤其是听到一件进价十几块的衬衫转手就能卖二三十甚至更多时，她枯寂已久的心里，仿佛被投入了一颗火种。

摆摊？

做生意？

这在她过去的认知里，是“投机倒把”，是“不务正业”，是“丢人现眼”。

但如今，报纸上不再一味批判，街上摆摊的人越来越多，甚至一些国营单位的职工也“停薪留职”干起了这个。

最重要的是，这是眼下唯一能看到一点“活钱”希望的途径。

巨大的生存压力，最终压倒了犹豫和恐惧。

在一个辗转反侧的不眠之夜后，秦淮茹做出了决定：

干！

她拿出了家里仅有的、压箱底的一百多块钱。

包括棒梗偶尔挤出来的一点、小当攒的零花钱、以及她多年来从牙缝里省下的，又硬着头皮，避开于海棠，偷偷找傻柱借了五十块。

这是她最后能想到的、或许还有点希望借到钱的人。

傻柱看着秦淮茹哭肿的眼睛和手里那皱巴巴的欠条，叹了口气，没说什么，把钱塞给了她。

秦淮茹千恩万谢，承诺一定尽快还。

启动资金凑齐了。

小当通过“练摊”认识的一个“姐们儿”，联系上了一个常跑南边的“倒爷”。

母女俩揣着全家的希望和全部积蓄，战战兢兢地跟着“倒爷”介绍的人，在深夜去到一个偏僻的仓库，像做贼一样，进了第一批货——

三十条牛仔裤，二十件印花t恤，还有一些廉价的丝袜、发卡。

货拿回家，藏在床底下，秦淮茹好几个晚上没睡着，既怕被查，又怕卖不出去砸在手里。

摊位是没资格去正规市场的。

她们只能在离家稍远、但人流相对多一些的一个街角，趁清晨城管还没上班、傍晚下班高峰的时间，铺开一块塑料布，将衣服摆出来。

小当负责叫卖，秦淮茹则紧张地望风，一有戴红袖箍的影子或感觉不对，就手忙脚乱地打包逃跑。

生意比想象中还要艰难。

竞争激烈，同样的货，隔几条街就有人卖。

她们本钱小，不敢进太多款式，货品单一。

更重要的是，她们不懂“门道”，不会看人下菜碟地讲价，常常被人狠杀价，利润微薄。

加上提心吊胆，风吹日晒，还要应付偶尔出现的、真正的痞子流氓的骚扰，母女俩身心俱疲。